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三个趋向

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伯纳德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法国伯纳德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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