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三个趋向

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伯纳德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法国伯纳德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

LVMH宣布将为巴黎圣母院修复捐2亿欧元

4月16日,继法国亿万富翁皮诺(Pinault)宣布将捐出1亿欧元来帮助重建在火灾中严重受损的巴黎圣母院后,法国亿万富翁伯纳德·阿诺德家族和他的路威酩轩(LVMH)奢侈品集团将捐赠2亿欧元(约2.26亿美元),帮助修复巴黎圣母院。

“阿诺德家族和路威酩轩集团希望在法国发生悲剧的时刻,展现法国人的团结,共同帮助重建这座非凡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标志,是法国的遗产和团结的象征。”阿诺德家族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近800年古迹被焚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发起国际募捐活动。随后,阿诺德和伯纳德法国亿万富翁、国际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董事长兼CEO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将捐款1亿欧元用于重建巴黎圣母院。该集团为GUCCI母公司。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

风骚脚后跟!阿根廷新星连续2场破门3场后梅西终寻最佳拍档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洲杯第2场淘汰赛开打,梅西领衔的阿根廷迎战委内瑞拉,在上半场比赛中,阿根廷取得1:0领先,为球队进球的,又是锋线新星劳塔罗马丁内斯,他用一记精彩的脚后跟破门为阿根廷打破僵局。连续2场进球,阿根廷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锋线答案。

上一场比赛中,劳塔罗马丁内斯前场抢断后破门,打入自己的第一粒美洲杯进球,帮助阿根廷顺利出线,不仅进球,他在前场的跑动、拼抢和穿插,都给阿根廷的前场带来了活力,让人眼前一亮。本场比赛,马丁内斯继续获得首发机会,他和阿圭罗、梅西组成阿根廷的攻击组合。

上半场第10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到后点,奥塔门迪似传似射将球打入禁区,中路的马丁内斯颇具想象力的脚后跟顺势一拨,球从缝隙中钻入球门,阿根廷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进得非常漂亮,这也是马丁内斯的连场破门,这位22岁的小将再次让人惊喜。

不仅有进球,阿根廷十大新星作为阿根廷锋线上最年轻的球员,马丁内斯还承担了球队前场大多数对抗和跑动甚至推进工作,上半场的马丁内斯几乎无所不能,时而拉边为队友拉开宽度,时而和对方的高大后卫对抗,制造了不少前场的犯规,还经常不惜体力回防到本方后场,比赛投入程度非常高。他的表现也受到了阿根廷球迷的一致认可,苦寻3场之后,梅西和阿圭罗的最佳搭档,终于出现了。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兰奇尼

转会通:尤文加入J罗争夺 热刺破纪录签阿根廷帝星

西班牙媒体《马卡报》消息,皇马主帅齐达内希望出售不少于5名球员,以筹集至少2亿镑,为求购博格巴增加筹码。初步清洗名单:贝尔(不在齐达内计划中)、J罗(受到马竞青睐)、阿森西奥(利物浦、曼彻斯特双雄对其保持关注)、伊斯科(同上)、塞巴略斯(接近租借加盟阿森纳)。

官方消息,巴萨后卫库库雷利亚租借加盟赫塔菲,其中包括一条600万欧的选择性买断条款。另外,巴萨将在二次转会中获得40%的收益。库库雷利亚生于1998年,司职边后卫,国籍西班牙,出道与巴萨青训。在7月16日,巴萨宣布以400万欧的价格回购了库库雷利亚。2018-2019赛季,库库雷利亚被巴萨外租至埃瓦尔效力,各项赛事33次出场,贡献2球2个助攻。

官方消息,马竞正式签下西班牙人后卫埃尔莫索,双方签约5年,转会费2500万欧元,外加400万欧元浮动条款以及20%未来转会分成条款。现年24岁的埃尔莫索在2017年夏天加盟西班牙人,过去两年,埃尔莫索各项赛事出场接近59次,共打进4球。由于表现出色,埃尔莫索去年入选西班牙队。

意大利媒体《Leggo》消息,如果无法如愿签下伊瓜因,那么罗马将转攻马竞前锋迭戈-科斯塔作为中锋的引援备选。迭戈-科斯塔上赛季为马德里竞技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1次,仅打进5球。值得一提的是,狼队、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兰奇尼西汉姆联、埃弗顿均有意迭戈-科斯塔,所以罗马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马竞官方消息,球队已经正式和葡萄牙门将莫雷拉解除合约。今年23岁身高195CM的安德烈-莫雷拉国籍为葡萄牙,在他2014年加盟马竞后,他的职业生涯也不断的在租借效力中度过。他曾被马竞租借给了莫雷伦斯、马德拉联、阿斯顿维拉、费伦人、布拉加和贝伦人等俱乐部。

英国媒体《天空体育》消息,曼联对朗斯塔夫非常感兴趣,但后者不会推动这桩转会。据悉,朗斯塔夫将在未来几天内与纽卡新帅布鲁斯会面,商讨自己的未来。布鲁斯将朗斯塔夫视为下赛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纽卡斯尔与曼联能够就转会费达成共识,朗斯塔夫愿意与曼联商谈转会的问题,但他不会自己来推动转会。此前,有消息称,纽卡斯尔为朗斯塔夫标价5000万英镑。

英国媒体《Football Insider》消息,诺维奇已经为切尔西中场帕尔默开出了一份400万英镑的报价。帕尔默与切尔西的合同还有两年才会到期,他可能跟随诺维奇出战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帕尔默在上赛季被切尔西先后租借给了布莱克本和布里斯托尔城,他目前正在跟随球队进行季前友谊赛。

柏林赫塔官方宣布,球队签下了切尔西锋线年夏天从阿贾克斯加盟切尔西的,他还没有为蓝军一线国脚在上赛季被提拔到了切尔西U23青年队,他跟随球队出战了英超B联赛和英格兰联赛锦标赛。

法国媒体《RMC体育》记者布哈夫西消息,阿森纳与圣埃蒂安就萨里巴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2900万欧元,签约五年,下赛季萨里巴将被租借回圣埃蒂安效力。萨里巴生于2001年,国籍法国,场上位置为中后卫,是法国各年龄U级别国家队国脚,今年3月,萨里巴曾代表法国U20有过一次出场记录。萨里巴在2016年加盟圣埃蒂安,上赛季,他为圣埃蒂安各项赛事19次出场。

英国媒体《镜报》消息,热刺准备以打破俱乐部转会费纪录的价格引进洛塞尔索。23岁的洛塞尔索上赛季被巴黎租借到贝蒂斯,为球队出战46场比赛,打进16球并送出6次助攻,赛季末贝蒂斯以2200万欧元的费用买断了他的合同。据悉,贝蒂斯对洛塞尔索标价7000万英镑,热刺决定满足西甲球会的要价,这也意味着,北伦敦球会将打破恩东贝莱刚刚刷新了6250万英镑队史标王纪录。

苏格兰媒体《苏格兰人报》消息,在允许丹尼-罗斯离队的情况下,波切蒂诺考虑在左后卫位置上引进新援,而他的目标就是宿敌阿森纳已经追求一段时间的凯尔特人后卫蒂尔尼。在此之前,阿森纳已经两度报价蒂尔尼,但都遭到了凯尔特人的拒绝。据悉,凯尔特人给蒂尔尼标价2500万英镑。

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消息,尤文可能加入J罗的争夺战。由于那不勒斯拒绝满足皇马对J罗的要价,使得马竞加入了哥伦比亚国脚的争夺。据悉,马竞目前领跑J罗争夺战,如今尤文介入这桩交易。皇马迫切希望清洗J罗,并给哥伦比亚球星标价5000万欧元,银河战舰只要收到匹配报价就放人。

本菲卡官方确认,佩林没有通过球队体检,不过他们确认这笔交易并没有告吹,球员的需要先养伤4个月时间。预计本菲卡可能将在冬窗官宣这笔交易。据悉,佩林2019年做了肩伤手术,而肩伤正是体检未通过的原因,他将先行返回都灵养伤。此前,本菲卡与尤文达成了1500万欧元的协议。

英国媒体《天空体育》消息,如果曼联同意出售卢卡库的话,国米准备为这位比利时前锋提供一份为期5年,总价4100万英镑的合同。据悉,国米最近一份针对卢卡库的报价总价大约6300万英镑,但曼联坚持要价7900万英镑。虽然国米很难匹配这一要价,但他们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消息,国米可能因为卢卡库价格太贵,转而考虑签下卡瓦尼。据悉,卡瓦尼与巴黎的合同明年夏天到期,法国豪门希望与乌拉圭前锋续约1年,但目前双方续约谈判进度不大。目前,卡瓦尼在巴黎的年薪为1200万欧元,如果加盟国米,那么他的年薪不高于900万欧元。

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消息,由于欧青赛表现出色,国米前锋普斯卡什收到了来自莫斯科中央陆军和莫斯科斯巴达1000万欧元的报价。不过,普斯卡什不希望前往俄罗斯踢球,只希望留在五大联赛。上赛季,普斯卡什代表巴勒莫在意乙联赛中出场33次,其中17次首发,贡献9球3助攻。

迪马济奥消息,米兰已经接触马竞,开始就引进马竞边锋安吉尔-科雷亚展开谈判。马竞给科雷亚的估价为5500万欧元,为筹得这笔转会费,米兰将会出售安德烈-席尔瓦和库特罗内。科雷亚现年24岁,在场上主打边路位置。上赛季,他为马竞各项赛事出战49次,斩获5粒进球。

意大利媒体《慢镜头》消息,米兰正准备推动引进里昂边锋德佩的进程,荷兰球员的经纪人已告知里昂,他的客户想要在今夏离队。据悉,德佩的经纪人现身米兰总部,并就旗下多名球员转会事宜与米兰进行了沟通。上赛季,德佩为里昂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7次,打进12球助攻16次。在德佩的转会上,里昂为球队标价4000万欧元,米兰考虑出资3000万欧元,外加浮动签下他。

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消息,在放弃引进韦勒图后,米兰将重新在转会市场中寻求对中场进行引援,他们将再次考虑引进桑普多利亚中场普拉埃特。今年25岁的比利时中场普拉埃特上赛季为桑普多利亚在联赛中出场34次,贡献2球3助攻。据悉,桑普多利亚对普拉埃特标价2500万欧元。

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消息,米兰有意阿根廷竞技队的前腰球员萨拉乔。今年21岁的马蒂亚斯-萨拉乔和米利托一样出道于阿根廷竞技队青训,上赛季,他为竞技队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4次,贡献3球3助攻。博班和马尔蒂尼已经与萨拉乔的经纪人进行了接触。萨拉乔的估价为2000万欧元。

德国媒体《慕尼黑晚报》报道,拜仁有意引进柏林赫塔后腰阿尔内-迈尔。据悉,拜仁主帅科瓦奇在球队的内部会议上推荐了迈尔,阿根廷中场萨拉乔他希望球队能引进这名20岁的德国后腰,不过俱乐部高层更希望签下罗卡。迈尔与柏林赫塔的合同于2022年到期。在上赛季,他一共为赫塔出场了26次。

德国媒体《踢球者》消息,在同马克-罗卡达成个人协议后,拜仁仍在西班牙进行“淘宝”,他们瞄准了塞尔塔的22岁边锋布拉斯-门德斯,拜仁和球员互有兴趣。不同于头号目标萨内,拜仁将门德斯视为边锋位置的潜在替补。拜仁只需要激活球员2500万欧的解约金就可以引进这位年轻的左脚边锋。

英国媒体《天空体育》消息,巴黎非常渴望签下热刺的丹尼-罗斯,这名左后卫希望能在下个赛季为一线队的位置而战,但是如果出现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机会,他会考虑离开北伦敦。热刺于 2007年以100万英镑的价格从利兹联队签下丹尼-罗斯,如今北伦敦球会希望收回2000万英镑。

德国媒体《踢球者》消息,甘冈前锋马库斯-图拉姆即将前往门兴体检。马库斯-图拉姆正是前法国国脚利利安-图拉姆的儿子。小图拉姆与甘冈的合同于2020年到期。在上赛季他一共为球队出场38次,打进13球并奉献1次助攻。据悉,小图拉姆的转会费将会在900万欧至1000万欧之间。

加拉塔萨雷官方宣布,球队从富勒姆租借中场球员塞里一年。据悉,塞里的租借费为150万欧元,还有18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塞里加盟加拉塔萨雷,随后年薪为280万欧元。塞里去年夏天加盟富勒姆,虽然他表现还算不错,但未能帮助球队保级成功。塞里不愿踢英冠联赛,进而以租借方式离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Kering、LVMH捐助重建巴黎圣母院 奢侈品牌也念“文化生意经”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

大火过后,国际奢侈品集团开云(Kering)的董事长兼CEO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将捐款1亿欧元重建巴黎圣母院;随后,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路威酩轩(LVMH)董事长、法国首富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Arnault)的家族和他的集团也承诺捐款2亿欧元,以帮助修复巴黎圣母院教堂。

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认为,奢侈品牌捐助名胜古迹重建有其自身的行业逻辑,“古迹遗产都是唯一的,而奢侈品也体现了对‘高大上’生活方式的追求,二者本就有相契合的地方。此外,奢侈品牌在运营上和人类文化遗产形成互动交流,对品牌本身也是一种增值”。

据新华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5日晚在巴黎圣母院火灾现场表示,将重建被大火严重损毁的巴黎圣母院。他计划尽快在全世界发起募捐,呼吁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参与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工作。其在火灾现场表示,“重建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人民的期待,因为她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想象力”。

另据法新社消息,法国亿万富翁、国际奢侈品集团开云的董事长兼CEO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在一份声明中响应了马克龙的号召,其称:“我和父亲决定,从我们的基金中拿出1亿欧元,阿诺德和伯纳德来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尽一份力。”

随后,路透社消息称,法国亿万富翁伯纳德·阿诺德家族和他的路威酩轩(LVMH)奢侈品集团将捐赠2亿欧元帮助修复巴黎圣母院。阿诺德家族声明称,“阿诺德家族和路威酩轩集团希望在法国发生悲剧的时刻,展现法国人的团结,共同帮助重建这座非凡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标志,是法国的遗产和团结的象征。”

公开资料显示,开云集团成立于1963年,由弗朗索瓦·皮诺创立,现由他的儿子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管理经营。开云集团旗下有一系列国际知名品牌,包括古驰(Gucci)、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McQueen)、巴黎世家(Balenciaga)等。

集团官网显示,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奢侈品集团,业务涵盖时装、皮革制品、珠宝和手表等,集团在2018年实现营收137亿欧元。在持股方面,官网显示,皮诺特家族控股的Artémis公司持有开云集团40.9%的股份。

而路威酩轩系1987年由路易威登(LouisVuitton)和酩悦·轩尼诗两家公司合并而成。集团业务涉及葡萄酒及烈酒、时装及皮革制品、香水及化妆品、钟表及珠宝、精品零售五个领域,旗下拥有娇兰(Guerlain)、迪奥(ChristianDior)、纪梵希(Givenchy)等品牌。

福布斯2018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显示,伯纳德·阿诺特及家族以764亿美元的财富值排在第四位,而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及家族以283亿美元的财富值排在第31位。

此次皮诺特家族的慷慨解囊获得颇多关注。事实上,《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注意到,时尚奢侈品牌出资以保护修复文物古建在行业内较为常见。

对此,程伟雄认为,奢侈品牌捐助名胜古迹重建有其自身的行业逻辑,古迹遗产都是唯一的,而奢侈品也体现了对“高大上”生活方式的追求,二者本就有相契合的地方。此外,奢侈品牌在运营上和人类文化遗产形成互动交流,对品牌本身也是一种增值。

事实上,奢侈品牌在资助修整名胜古迹的同时,其自身的品牌建设和门店运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沾了名胜古迹的光:Fendi资助了特莱维许愿池的修复后,于2016年将高级订制时装秀搬到了特莱维许愿池中;LouisVuitton修葺了威尼斯的CinemaTeatroSanMarco之后,在电影院开设了精品店;此外,巴黎大皇宫(GrandPalais)、布伦海姆宫(BlenheimPalace)乃至万里长城等名胜古迹,均当过奢侈品牌的秀场。

记者了解到,除了奢侈品牌有凸显文化底蕴的需求,高昂的修缮费用也是奢侈品牌得以“牵手”名胜古迹的重要原因。

以巴黎圣母院的修缮为例,由于法国政府通过巴黎圣母院之友基金会提供的维护资金已经入不敷出,近年来,大教堂官方一直在寻求私人资金。《欧洲时报》曾在2017年报道称,国家作为这座教堂的拥有者,每年向巴黎圣母院投入200万欧元。根据2017年5月在爱丽舍宫与巴黎未来遗产基金会(laFondationAvenirduPatrimoine)签订的框架协定,巴黎圣母院每年最多可以接受400万欧元的公众捐款。

伯納德•安德烈斯 : 納賽曲

賈科莫•普契尼 : 詠嘆調《孤獨,迷失,伯纳德生物被遺棄的女子》選自歌劇《瑪儂•雷斯考》

阿斯托爾•潘塔萊昂•皮亞佐拉 : 為班多鈕琴與鋼琴所作的《無言的舞會》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韓德爾 : G大調為大鍵琴所作的夏康舞曲HWV.435

佛瑞 : 降B小調為聲樂與鋼琴所作的歌曲《搖籃曲》Op.23 No.1

朱塞佩•福圖尼諾•弗朗切斯科•威爾第 : 詠嘆調《飲酒歌》選自歌劇《茶花女》

朱塞佩•福圖尼諾•弗朗切斯科•威爾第 : 為聲樂與鋼琴所作的歌曲《誘惑》

法蘭茲•澤拉菲庫斯•彼得•舒伯特 : F小調為鋼琴所作的四手聯彈幻想曲D.940

阿爾伯特•夏爾•保羅•瑪麗•魯塞爾 : 為獨唱、合唱與樂團作的《召喚》Op.15

焦阿基諾•安東尼奧•羅西尼 : 為聲樂與鋼琴所作的威尼斯方言歌曲《威尼斯賽船會》

朱塞佩•威爾第 : 詠嘆調《注入我的快樂》選自歌劇《倫巴底人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伯納德•安德烈斯 : 納賽曲—在线播放—《伯納德•安德烈斯 : 納賽曲》—音乐—优酷网,伯纳德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阿根廷队的小组赛对手有哪些?

这一组应该是最难估计的小组,四队打起来应该都差不多。先讲阿根廷,梅西又会是一个救全家。但每次都靠球王一个人恐怕独力难支。桑保利挑人问题多多,伊瓜因不多讲,阿圭罗又易伤,反而放着个迪巴拉不用。后防又不知道为何要拉米罗·莫里。中场同翼位方面反而是最多人,比如迪马利亚,罗马的佩罗蒂,巴内加,兰奇尼,卢卡斯·比利亚同马斯切拉诺等。无论如何,阿根廷都是要等梅西来救驾的,各位阿根廷球迷就只有祈求梅西再次超神吧。

克罗地亚虽然不是一个大国,但是能出产不少好球员,例如莫德里奇,拉基蒂奇,佩里西奇,曼朱基奇等。后防实力稍差,可靠人选有效力贝西克塔斯的马特伊·米特罗维奇。而门将则是效力摩纳哥的苏巴西奇。虽然后防不稳,但靠中场的莫德里奇跟拉基蒂奇已经足够强大。

冰岛是其中一支近年崛起的球队,比如在2016年欧洲国家杯上的精彩表现,大家现在应该任然记忆犹新,当时冰岛2比1踢英格兰出局进入了4强。冰岛队中的核心球员有西古德森(埃弗顿),格维兹门松(伯恩利)等。而冰岛国脚足迹遍布意甲,兰奇尼法甲同荷甲等联赛,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兰奇尼令这个人口不足35万的小国的球队受到世界性的认可。

最后一队是非洲雄鹰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实力还算比较强,拥有一大波外流兵,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维克托·摩西,伊希纳乔,恩杜迪等人。虽然尼日利亚没有星级守将,但靠整支球队的纪律同体力加上英超拦截王恩杜迪坐镇,防守应改没有太大问题,而战术方面预计会用防反。

意杯:米林科维奇科雷亚建功拉齐奥 2-0 亚特兰大夺冠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兰奇尼

第 90 分钟,拉齐奥快速反击,科雷亚前场右路得球摆脱弗鲁勒的防守突入禁区左脚大力抽射破门锁定胜局,拉齐奥 2-0 亚特兰大。兰奇尼

科雷亚破门锁定胜局获得全场最高的 8.1 分,卢卡斯送出助攻获得 8.0 分;亚特兰大方面,戈麦斯中柱获得全队最高的 7.4 分。

亚特兰大控球邵占优势,全场控球率 52.7%,拉齐奥控球率 47.3%,亚特兰大全场 13 次射门 2 脚射正未能进球,拉齐奥全场 12 次射门 3 脚射正获得 2 次绝佳进球机会取得 2 粒进球。拉齐奥 科雷亚

拉齐奥(3511):1- 斯特拉科沙;15- 巴斯托斯(36 ′,26- 拉杜)、33- 阿切尔比、3- 费利佩;19- 卢利奇、10- 阿尔贝托(78 ′,21- 米林科维奇 – 萨维奇)、6- 卢卡斯、16- 帕罗洛、77- 马鲁西奇;11- 科雷亚;17- 因莫比莱(66 ′,20- 凯塞多);

亚特兰大(3412):95- 格里尼;19- 吉姆西蒂、6- 帕罗米诺、5- 马谢洛;21- 卡斯塔涅(85 ′,8- 戈森斯)、15- 德罗恩(85 ′,88- 帕萨利奇)、11- 弗鲁勒、33- 哈特波尔;10- 戈麦斯;91- 萨帕塔(84 ′,99- 穆萨 – 巴罗)、72- 伊利契奇;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宣布伯纳德·法杰为新任主席

作为法国葡萄酒贸易协会领军者,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于2019年7月15日举行全体大会。会议上,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成为新一任主席,并将接任上一任主席阿兰·西谢尔(Allan Sichel)领导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任期三年。伯纳德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于2019年7月15日举行全体大会。伯纳德25名葡萄种植者(由波尔多葡萄酒联合会指定)与25名贸易商(由利穆赞及波尔多酒商联盟指定)出席会议,并选举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为新任主席。

根据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联合章程,葡萄酒酿造者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将接任上一届主席阿兰·西谢尔(Allan Sichel)领导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任期三年。

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出生于1965年,与其兄弟、侄子共同经营一家在位于莫利亚克-吉伦特省-两海间产区的酒庄。

他曾在2013年至2016年担任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主席,同时,任职于波尔多和优级波尔多联合委员会。

作为波尔多AOC葡萄酒的忠诚捍卫者,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现任法国葡萄酒与蒸馏酒命名联盟(CNAOC) 与欧洲原产地葡萄酒协会(EFOW)主席。

在此次选举议会上,伯纳德·法杰(BERNARD FARGES)发表演讲表示:

在我的任期内,我将优先聚焦于实施“波尔多2025展望”战略计划:致力于对集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对行业经济发展的统一管理;对波尔多品牌形象的不断强化,这些都将在市场表现中得以展现。由浅至深,由远至近,如种类缤纷的波尔多葡萄酒,打造波尔多酿造商之间的多样性。人,将成为我们行动的核心力量。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成立于1948年(依照法律为8月18日),汇集了波尔多葡萄酒领域行业代表:葡萄种植者与贸易商。它由主席授权运作,在酿酒师与酒商之间交替选举,任期三年。

2019年,波尔多葡萄酒行业联合委员会(CIVB)计划投入3500万欧元,完成以下任务:确保提供高质量的葡萄酒生产、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市场、环境和全球销售情况等相关信息;定位塑造 “波尔多葡萄酒” 成为行业标杆,提升年轻消费者与波尔多品牌的认知与联系;保护当地风土条件,打击假冒产品并发展葡萄酒旅游。

拯救大明星:圣诞老人竟然这样鼓励伯纳德突然发现你真帅啊!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aperbag-factory.com/,伯纳德

笑傲帮:您儿子十二岁就会取报纸了?那可真是个“神童”啊,伯纳德别人家的都会开火箭了吧?

拯救大明星:圣诞老人竟然这样鼓励伯纳德,突然发现你真帅啊!—在线播放—《拯救大明星:圣诞老人竟然这样鼓励伯纳德,突然发现你真帅啊!》—电影—优酷网,伯纳德生物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input id=link4 type=text class=fn-share-input value=